舆情会商十大“痛点”

舆情会商是开展网络舆情研判的渠道和方法，主要是通报有关情况，排查舆情风险、研判舆情趋势、梳理应答口径，研究妥处措施。专业分析师及时参与重大舆情会商处置，不仅可以迅速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，推进风险防控关口前移，还能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下廓清迷雾，规避处置风险，确保舆情形势趋于平缓。在舆情会商中，常见的研判“痛点”主要体现在十个方面：

一是涉事单位（个人）囿于种种考虑或一己之私隐藏关键信息，导致分析师误判。舆情会商的前提，是对舆情事件的基本信息进行梳理核实，并作出事实判断。事实判断是一种描述性判断，是关于客体（舆情事件）实际状态的判断。但是，舆论场不乏超出常识判断的事件（话题）差异，关键原因就在于涉事单位（个人）讳疾忌医，隐瞒了关键信息，导致分析师误判。

二是涉事单位（个人）利用信息不对等进行放大或缩小操作，分析师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甄别。舆情事实判断是指舆情事件本身存在的现实状况，包括但不限于事件起因、时间节点、涉事个人或单位、传播态势等。在实践中，有些涉事单位（个人）急于脱身，在会商时对敏感信息自行“脱敏”，影响舆情处置节奏。

三是会商时关于舆情背景信息猛料迭出，直接颠覆事件定性。理论上，基于舆情事件的基本事实，专业分析师可对舆情进行有效研判，并提出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；实际上，如果新增信息从量变出现质变，相关处置策略将趋于整体被动，且难以逆转并抬高处置成本。

四是涉事单位（个人）提供大量冗余信息，导致舆情会商繁琐低效。部分人存在“舆情洁癖”，在舆情会商时“眉毛胡子一把抓”，大量冗余信息反倒干扰分析师研判。这就需要分析师反向操作主导会商流程，围绕基本事实设问，厘清舆情脉络，为后续研判奠定基础。

五是参与会商的相关决策者“官本位”思想导致惯性思维，迷信行政管控，潜意识里并不接受分析师的专业意见。在会商过程中，参与会商的相关决策者并不熟悉重大舆情事件的规律，但其领导身份加重话语权，导致各方对舆情“痛点”和“拐点”认识不一致，错失舆情处置时间窗口。

六是会商各方对舆情事件进行的价值判断，随主体的不同而呈现出相关差异，导致空耗。舆情事件的价值判断明显带有个人的印记，跟个人价值观有很大关系，具有很强的主观性。这就需要分析师谨慎稳妥把握事件应对的关键节点，尽可能地排除参与会商各方的情绪、情感、态度等主观性因素对基本事实的干扰，从而对舆情趋势了然于心，尽可能地做到价值中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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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详见网络舆情2020年第39期】

(责编：袁勃、陈泰然)